鉴瓷大师耿宝昌的传奇人生

耿宝昌先生是我国现在古陶瓷鉴定第一人，可以称得上是“首席”了。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常务理事。历任辽宁大学、吉林大学、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、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士生导师、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客座教授、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等职。在我国，先生的学术地位是显赫的，其学术成就是卓著的。这些耀眼的光环与他的出身、来历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这反差足以令人肃然起敬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受国家文物局委托，分别到全国各地复鉴确认馆藏一级文物，耿宝昌先生是陶瓷组的首席鉴定委员。1993年秋天，当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一级文物确认组从内蒙古转到河北，9月24日六点半专家组从石家庄出发奔邯郸，八时许，车停至高邑站路边的一个饭铺吃早饭。耿先生此时感慨地说：“五十七年前，我就是从这里登上去北京的火车，今天又来到这里，这个过程简直就是一出戏！”

耿宝昌先生于1922年7月14日生于北京。当时家住西安门惜薪司胡同。三岁时随父母回到河北老家。耿家在北京世代经营珠宝翠玉，祖父耿景山是东城里著名的翠玉专家，对翠料子那是隔皮看瓤，没错儿。活了百十岁，高寿。伯父、堂兄、表弟都是吃这行饭的。只有父亲耿湘甫是个读书人。宝昌祖籍束鹿县（今辛集）孟家庄人。少年时家境不宽余，在农村高小毕业后，尽管学习成绩优秀，父亲却再不能供他上学了。父母说：“学徒去吧！乡里风俗男孩儿必须外出，成不成的，试试看！”1936年2月初的一天早晨，一个14岁的孩子，在春寒中带上行李，随从同乡学友，离开了家乡。先生就是在高邑上了北去的火车。当天晚上到了北京（当时称北平）西车站。那时的西车站在北京前门箭楼的西侧。今前门商业大厦、肯德基一带。他走出车站，顺路往南，经前门五牌楼、珠宝市走到大栅栏东口一卖百货的老乡处。他来北京投奔的是大哥。大哥叫耿楚珍。在西琉璃厂铭珍斋（今荣宝斋西面）当伙计。他是铭珍斋韩老板的大徒弟。那时社会上提倡干实业，经人介绍，先生到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一家五金行当学徒，因有高小的文化水平，干了两月的体力活以后，掌柜让他管帐。对这活他从心眼里不爱干，没多久，就被辞退了。那年月，能找到这份差事就算不错了，所以到家以后，被大哥数落一顿。在大哥那里闲住了半个多月，一天兄长问他：“回家乡轻闲，老大不小了，不能总呆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”因古玩店里有文化，又清净高雅，先生便说：“我想去古玩店！”

这年4月，先生经“可观阁”的老乡介绍，进了“敦华斋”。掌柜孙瀛洲，河北冀县人，北京东大市学徒出身，有一双鉴古的好眼力，民国十一年开店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也算得上够规模了。店的年库存量都在万件以上，而且都是官窑等精品，高档老窑精品种类齐全。这些好东西任你摸、任你看。一年到头天天看，所以打下了个好基础，见过真的了，假的自然就好识别了。这“敦华斋”在东四南大街，今新闻出版署南侧（本司胡同对面）。店铺前庭很深，陶瓷文物陈列在货柜里，很像一个展室，后面一个小院，三间南房、一间西房，东面是“德安堂”中药铺的小楼儿。孙瀛洲在对过的本司胡同另有住宅。那时学徒有个规定，徒弟进店三年只管吃饭，没有工资。年底店里分红，说是给双鞋钱。第一年给中交票20块（即中央交通银行发行的货币），当时礼服呢棉鞋一块多一双。三年后学徒期满，月薪2元后加到10元、20元。因先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感到在“敦华斋”挺满意，起码吃的比农村好。那年头，生活上还能有多高的要求？但在学业上，先生却立下了志向：苦学三年成功，奋斗十年立业。当时心里有了目标，自然也就有了干劲。在店里，他的年龄最小，进店最晚，杂活琐事都是他的，早五点起，扫地倒尿壶、卷铺盖拆床铺、下门板（临街护窗护门的板子）样样都得干。冬天，还要管前前后后四、五个大炉子。店里烧的煤都是骆驼驮来的大块儿，砸煤、添火、掏灰、封炉子，哪项落了空也不行。掌柜家的杂活也得去干。做饭的大师傅是个大个子，常让先生帮他往局子里去抬水，回来抬煤筐。先生个子小，水一“起驾”，桶就滑到他那头，那罪儿受的就甭提了。

客人来了，沏茶倒水、点烟伺候。掌柜的要求可严了，茶具、烟具得洗得干干净净，就连痰盂也得擦得灵光锃亮。擦桌子光抹桌面不行，桌椅的腿子、花芽孔、横撑都得掏到了。整天干活，洗洗涮涮，冬天手脚都冻裂了，手上的大口子深得看得见骨头，干活一震就淌血，这些都不在话下，那不是为了学点本事吗！由于他肯吃苦耐劳、为人厚道，掌柜的及师兄们都戏称他为“傻小儿”。

那年号学业务，没人发讲义，没人给专门上课，全凭自己用心。掌柜的谈生意、讲古玩、与客人聊天说事，都得站在一旁竖着耳朵听。有一次宝昌给客人老前辈擦火点烟，听得入了神，整个火柴盒都着了，手指头都烧焦了，也不敢抛，直到今天，左大拇指还缺半块肉。

为了考验学业进步，掌柜的有时也督促店员们学习。店里有10多个人，抽空把大家聚到一起，他从货架上拿下一件文物，让每个人把年代、名称等写给他看。对了，夸一句：“没白吃饭！”错了，则说：“白吃饭了！”

先生在店里，刻苦学习，一句一句地记，一字一字地听。逢年过节，别人都玩去了，可宝昌却认为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。店里盘货、结帐，帐目、货号要改动，文物号签要改写，这都是接触、熟悉文物的好机会。他通过给文物贴号、换号，熟悉文物 ，借清洗、擦拭文物、搬动文物，体验各类文物的手感。正是因为他平时细心、不惜力地与文物打交道，熟练地掌握了店里的万八千件高档文物。不管是谁点货，他都能迅速、准确地把东西拿出来。工夫不负有心人，24岁时，就能独立支撑门面了，自己开了“振华斋”古玩店。

从1936年到1946年，这10年间，“敦华斋”先后用了百余人，经过淘汰筛选，最后只学出十来个人。1956年，孙瀛洲先生捐献大批文物后，应聘到故宫，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罗致人才，吴院长请孙先生荐人，孙先生首推最得意的弟子耿宝昌到院工作，从事故宫博物院所藏古陶瓷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工作。

数十年来，他经手过目的历代陶瓷精品数百万件，足迹遍及全国文博单位及各大古窑址，鉴赏过各国博物馆及海外收藏家所藏的中国陶瓷器精品，参加过多次国内外有关中国古陶瓷的学术研讨会，这些独具的条件，为“精于观察、敏于辨识”的耿宝昌先生，提供了攀登学术高峰的阶梯。

1993年，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耿宝昌先生的《明清瓷器鉴定》一书，此为先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讨的总结。集学术性、实用性与权威性于一书，是20世纪中国文物鉴定界学术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。是近代陶瓷鉴定文献《陶说》、《陶雅》、《陶录》、《说瓷》之后，最有分量的名著之一，可谓“学如积薪、后来居上”，洋洋60余万言，近6万幅图，无不体现着先生的艰苦与心血。

先生为培养人才四处授业，无论是个别辅导还是满堂大课，从不拒绝，为提携后学，为多人著作写序。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且多已成为我国文博界的骨干力量。每谈到这些，先生总是微微一笑，一种愉悦之情油然而生。